一个北京知青的夏县记忆(13)

薛庄有两位男同学，因饭量超大，故一人叫多尔曼，一人叫曼尔多。其复在郭道公社山上，那里一位同学更厉害，有一次实在饿了，煮了一锅麦粒儿吃。他的名字叫仓库。
我有个表嫂在农业部畜牧局工作。我下乡前她对我说，你们如果遇到瘟鸡可以吃，但瘟猪千万别吃。有一年赶上鸡瘟，我们吃了好几只，吃的都恶心了。现在想起来后怕，这就是现在的禽流感啊。难道那是当年上帝可怜我们，给我们留下了“空窗”？
山里迁来一个541工厂，军工，好像是造坦克的。他们挣工资，有钱，结果闹得那边物价都涨上去了。原来鸡蛋五毛一斤，鸡五毛一只，蜂蜜也是五毛一斤。而那些工人经常是一买就是十只鸡，扁担一挑就走了，实在让人眼馋。但是涨不涨价对我们影响不大，反正也是买不起。
当地饭食，干的是馍，稀的是面条和小米粥。面条叫“齐子”，又叫“齐饭”（编者注：应为颀子饭，颀，长也），大约是面条一刀刀切得齐齐的意思吧。小米粥里面大都是会放上红薯的，当地叫红薯米汤。1972年几个人一起回北京，临行时我熬了一大锅红薯米汤。做好一尝，苦得根本不能吃。原来我把锅盖放在灶台，灶台上有块肥皂粘到锅盖上，掉到锅里煮了。
在做面条汤的时候，我会在汤里放些嫩玉米粒，非常好吃。
收玉米是人用手掰棒子，每棵玉米结一根棒子。但有的玉米会多结出一根小的棒子，收的时候根本顾不上这些，小棒子也就留下了。等最后去砍玉米杆时，人们再把这些小棒子掰下来自己拿回家，小棒子都很嫩，很好吃。也有些玉米根本不结棒子，这样的玉米一旦被发现大家都抢，这叫甜杆儿，说吃起来像甘蔗。我尝了，比甘蔗差远了。
当地还出产一种豆子叫板豆，豆子不大，是扁的，就像裹着糖衣的药片，颜色是砖红色带一些浅的斑点儿，吃起来类似红小豆。又好看又好吃又稀罕，可惜现在不种了。海浪说是气候变了。
红薯米汤用当地话说叫“红芙米特”，徐鲤老听我们讲起这个，他学会了。前两年他去运城谈一个片子，好像是关于关公的。闲谈时还与当地人说“红芙米特”，当地人茫然不解。
那边蒸馍与北京不一样，北京是用面肥泡水和面，等面发起来再使碱，然后蒸。夏县那边用“酵基”（也就是面肥）泡水和面，略微停一段时间就直接蒸，省去了发面和使碱这两道工序。这样蒸出来的馍比发面馒头硬，但很好吃。前两年宝军送给我一箱夏县商店里卖的馍，原来“酵基馍”已经成为了当地特产了。
我在村里住过四个地方，刚开始时住在一队，干活在四队。后来分到七队，先后住过天宝家、天星家和文来家。村里虽然有电，但一般家里都没有，照明就靠煤油灯。天宝家的房子是他家放杂物的小屋，就在猪圈旁。由于位置比较独立，我就求村里电工给我接条线，小屋虽然又小又破，却是我唯一用上电的地方。有电真好。
有电最大的好处是可以用电炉煮红薯。冬天，特别是冬天，热腾腾的煮红薯实在是难得的美味。最早的电炉是一鸣从家里带来的，全密封，很高级。坏了以后是从北京买炉盘、炉丝自己做的。这其实很危险，有时炉丝烧热了会拱起来接触到锅底，我就被电过，把伸到锅里的铁勺甩到了半空。
煤油灯也并非完全不好。煤油灯下看书，那种沉浸感却不是电灯可比的。
收红薯时，一般会有人先去拾一大堆柴草，再刨出一些红薯放在柴草下，点起火，火慢慢熄灭，煨在灰中的红薯也慢慢熟了。非常好吃。
冬天在地里干活也经常会生起一堆火，大家把带来的馍放在火边烤。馍都是切成比较厚的片，把片立在火边，烤好一面再烤另一面。我没带过馍，但吃过别人的，也好吃。
村里有几位异食症，他们吃胶泥。记得一次在村边刨地，发现了一种深褐色的胶泥，人们当时就停了下来，马上有人回村叫来一位20多岁的女人，她一见胶泥，马上掰下一块放进嘴里大嚼，嚼得满嘴都是咖啡色。我看着恐怖，悄悄问别人，原来村里有好几位都如此。妈妈说我小时候爱吃墙皮，不让吃就背着手偷偷抠着吃，打都没用。我想我那应该是缺钙。村里那些人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