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使微如草芥，也曾认真地活过

父亲节那天，我们带着七十八岁的父母出去吃饭。照例，我爸又一次感慨当年他的父亲——我的爷爷没有机会享受到这样的日子，那时候他老人家一吃饭要么就是半碗老咸菜，要么就是一碟子甜面酱。我则想起来有年家里的梨子烂掉了他还舍不得扔，吸溜着吃到嘴里，又笑着说，软乎乎正适合他这样没牙的老人。

想起爷爷不仅是在父亲节，在很多时候，尤其当我的父亲年迈且已超过爷爷当年的年纪，在感受到老年生活舒心安逸的时刻，会不由自主念起他的父亲，那个清苦一辈子的犟老头。
 
我趁机再次向老爸“约稿”——之前曾多次向他提起，他的态度总显得迟疑。我多少能理解他的迟疑，一旦回顾，身世问题可能无法回避，对于这个给了他养育之恩，并且彼此关系融洽、亲情浓厚的家庭，他担心这个“秘密”由他嘴里说出来，会对亲人们的感情造成伤害。但时过多年，爷爷奶奶俱已远去，在世亲人也都心知肚明，并未因此有任何疏离。我劝慰他可以打消顾虑，并感叹道：“我算是跟我爷爷接触最多的孙辈，对他的历史都不太了解，到了下一代恐怕是一无所知了。”
 
老爸不置可否。
 
大约一周后，他竟交“稿”了，而且是经过整理后的第三稿——从以前的旧笔记上撕下来的一叠，因为修改调整的缘故，重新组合后就地取材，用剪成一条条的伤湿止疼膏粘在一起。16开纸，22页，家里翻出来不知多少年前的圆珠笔书写，熟悉但远不如之前流畅的字迹，全篇近五千字。
 
 
尊重老爸的意见，《父亲的回忆》只做为“家史”留存。但依着他文章的脉络，我的记忆闸门也随之开启，关于爷爷的一切像卷着浪花的河水奔涌而来……
 
我的爷爷生于1917年秋，是冀鲁平原西高庄村一个农户家庭的长子。
 
说到爷爷，就不得不说一下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曾祖（注：老家称曾祖为“老爷爷”）。老爷爷的祖上应该家境不错，儿时读过几年私塾，识文断字，在村里是数得着的“明白人”，谁家红白喜事主事少不了他，谁家有犄角旮旯不规整的田地，他都能给算出来几亩几分。很是德高望重。
 
老爷爷的祖辈传下些田产，他自己又勤勉能干，凡事亲力亲为，只在农忙时雇几天短工，还开了间小酒坊，日子过得越发殷实。但即便如此，日常生活也很节俭，据我爷爷当年说起，老爷爷这辈子很少吃全白面的馍馍，过年蒸上一锅上供，自己吃的还是杂面干粮。
 
土改时按家产划分阶级成分，老爷爷被划为“富农”，在那个年代戴一顶“富农”的帽子可不是小事，至少会被歧视。但由于他家里并无长工，只在农忙时雇几天短工，不存在剥削，加之平素积攒下的好人缘，在村里并没挨整受屈。
 
老爷爷一生娶了三个妻子。第一任妻子生了两个女儿便撒手人寰；第二任妻子就是我爷爷的母亲，只生了我爷爷一个，在他九岁的时候也故去了；第三任妻子生了四个儿子，最小的五爷比我爸还小五岁。但三个老奶奶也没活过老爷爷，他老人家活到九十岁，殁在大年初一。
 
我对老爷爷还有些印象，大概在我四五岁的时候，他进城小住，常会带我出去玩。穿一身白夏布衣裤，光头，下巴上一撮雪白的山羊胡子。我最稀罕他手里的拐棍，经年累月摩挲的手柄油光水滑，一根木头竟能摸出玉石般的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