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画的土壤(6)

以《富春山居图》而著名的黄公望做过小吏。元代官制腐败，与儒家传统文化造就的读书人的理想相去甚远，黄公望因而选择隐居，投身儒释道一体的全真教，绘画只是他的爱好，而非谋生手段。倪瓒家境富裕，博览群书、精研典籍，在科举时代绝对是做官的料，但在元朝却没有仕途，于是清高孤傲、洁身自好。倒也应了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君子风范。吴镇也是富裕人家出身，家世不凡，贯通儒释道，也因元朝的黑暗而隐居不仕，曾以教书为生。吴镇喜好绘画可能与其父辈与赵孟頫是至交有关。元四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王蒙则是赵孟頫的外孙，外祖母管道升是元代著名女性书画家，其家学渊源对于他的文人画自然具有重大影响。王蒙曾在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手下做官，也许因农民领袖不符合他的理想而弃官。明朝建立后，王蒙再次入仕。
他的经历在元四家中比较特别，显示出这些文人虽然在历史上以文人画而青史留名，实际上还是希望做官，还是把做官当成最正当的出路，只是因为各种原因做不得官或不愿做官而成就了对于文人画的贡献。
六
文人画元四家加上赵孟頫有一个共同特点，都出生于现今江浙地区，或主要在江浙一带生活。这是因为南宋时期江浙文风最昌，入元以后，江浙地区反元情绪最炽，反元潜流最强。这也对明朝的文人画造成了影响。明朝文人画的代表有“吴门派”，其代表人物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都在现今苏州地区。历史的延续对于明代文人画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元代文人画家隐居不仕、陶醉林泉的做派依然有榜样的力量，例如沈周。沈周祖上与王蒙交好，沈家世代是苏吴望族，养成这一清流习性也不奇怪。晚明画家张宏画风师法沈周、文征明等，生活态度上也效法沈周，延续元代作风，辞去荆州知府，回到苏州潜心作画。张宏及对传统文人画有继承，又发展了和开拓了文人画范围。例如，写生自唐以来便是画工培养艺术技巧的手段，主要以花果草木禽兽等小物件为对象，但被张宏纳入文人画的范畴，写生开始走入自然，以大山大水、自然景观为对象。
再如，文人画的题材长期不涉及人物，但自张宏后，写意人物画成为一个门类。张宏的这两项贡献传入西方，对西方绘画产生了影响，例如速写。
其次，元代文人画家仕途受阻，在明代很多表现为求官不得。如文征明，十次应举不第。如唐寅，虽中解元，但因涉考场舞弊案而与仕途无缘。再如徐渭，也是多次应试不中。事实上，这是科举制度带来的一个巨大问题。科举制度选拔优秀文人的目的是做官，此风大盛之后，民间读书氛围浓烈。宋朝民间私塾、乡学、冬学、书院以及官办县学、府学、太学、国子监等，形成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普及教育体系，《三字经》之类普及性蒙学读物全球首创，便带来一个问题。唐代以前，虽有孔子“有教无类”的说法，但知识教育普及性不高，文化传承多在世家大族中延续，文人数量总体上不算多。宋代从理念到印刷等技术突破，使得教育普及程度大大提高，加之经济富裕，读书人数量迅速增多。但是，科举取士的数量有限，大批读书人除了通过科举做官之外出路何在，已成为社会问题。
这一问题在南宋已经显露，却因元朝入主中原而没有得到解决。元朝轻视科举，暂时掩盖了这一问题。到了明朝，南宋面临的这一问题再次变得突出。吴敬梓《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等故事，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社会现实问题。文征明、徐渭等人的遭遇因而具有了普遍性。事实上，明朝已经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由于明朝经济比较发达，民间富裕程度较高，此前的文人画多为自娱或小圈子欣赏，但自明朝起，文人画开始出现由市场供养的趋势。这一趋势某种程度上也对文人画的发展造成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