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画的土壤

“文人画”一词近年来因为范曾的提倡而受到关注。从渊源上说，宋朝苏东坡曾提出“士人画”，明中期文征明开始有“文人画”一说。这个词真正产生影响力始于晚明董其昌，他整理了一条从唐代王维开始一直到晚明的文人画传承脉络。虽然董其昌口碑较差，历史曾记载他欺压百姓、官逼民反的劣迹，徐悲鸿评论他：“闭门造车，不求创新，凭借官职左右画坛，毁掉中国书画二百年”。但是，“文人画”这个词毕竟因此成为一个学术概念。晚清民初陈衡恪与吴昌硕等人掀起文人画最后一个高潮。陈衡恪是清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孙，陈寅恪之兄。到了现代，范曾被称为“传承古老的文人画之命脉”的重要人物。范曾祖上与陈家有姻亲关系，使得范曾与今天的“文人画”有了更丰富的关联。
我与范曾先生见过两次，两次见面都谈到“文人画”的话题。我认为“文人画”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与科举制有关。对此，范曾先生表示不同意。但范曾先生还是表现了一种豁达，他希望我专门写个文章，把会议发言和饭桌谈话中的零散观点集中阐述一下。我答应范曾先生一定把文章写出来，但因忙于其他写作，艺术也不是我的专长，便一直没有动笔。最近，好友黄纪苏、祝东力创办《艺术手册》，约我写稿。故二事并作一事，特撰此文。
一
首先，文人画的宽泛定义便是指旧时文人、士大夫所作之画，这个定义已暗含了文人画与科举的关系。旧时文人、士大夫通过科举制度而产生，人们描述的文人画从兴起到衰微的历史阶段，与科举制度兴衰的时间段是吻合的。宋代苏轼对文人画概念形成和体系建立起到决定性作用，他提出“士人画”的概念，成为后世“文人画”的源头。同时，苏轼一方面推崇同时代人的“士人画”，还将“士人画”的源头追溯至唐代的王维，后世讨论文人画的渊源，大都也以王维为始。中国的科举制度始于隋大业三年，即西元607年，据王维所处的时代相距一百多年。在我看来，这一百多年正是科举制度无意中对绘画产生影响，最终导致“士人画”开始出现的一个过程。
科举制度结束于光绪三十一年，即西元1905年。此后，文人画并没有结束，而是有了最后一个高峰。辛亥革命后，康有为、陈独秀等提出要用西洋画的写实手法改造中国传统绘画。但是，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写实的绘画传统，只是写意的文人画传统，地位要高于写实绘画传统。因此，陈独秀等人的这一观点等于是否定中国文人画的历史地位。在此情况下，陈衡恪发表了《文人画的价值》一文，对中国文人画进行了理论上的系统总结和阐述，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文人画的地位和生存。蔡元培在国立北京大学成立“中国画法研究会”，聘请陈衡恪为教授。陈衡恪曾翻译日本东京

美术学校大村西崖所著《文人画之复兴》，后与已作《文人画的价值》合刊为《文人画之研究》一书，成为当代研究文人画的重要著作。陈衡恪与吴昌硕等也成为民国初期文人画的代表人物。陈衡恪还提携了非科班出身的齐白石，成为一段佳话。
陈衡恪、吴昌硕等人之后，文人画实际上开始衰落了。范曾虽扛起继承文人画命脉的大旗，但范曾先生说过：“现在的新文人画家，他本身不是文人”。此话等于是批评当今很多文人画已经没有了传统文人画的精髓。范曾先生自己在吟诗作赋上苦下功夫，还要求弟子培育吟诗作对等古典诗赋素养，试图以延续传统文化氛围的方式，延续文人画的土壤，用心良苦，精神可嘉，但毕竟，这个土壤离今天也已经远了。除了范曾先生刻意营造的小圈子气氛外，世俗社会对此的淡漠是很显然的。不管范曾先生的努力未来成效如何，文人画的前途命运当今面临着困境也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