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权沉默 米兰达规则演变(3)

伯格法院在一次判决中指出，“警察在宣读米兰达警告后的讯问程序是合法的，被告人放弃自己的权利也是出于自愿、明智且明知的。警察如若欺骗犯罪嫌疑人使其放弃米兰达权利是违法的，但是并不包含欺骗律师的行为。只要公诉方能够证明已经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充分的米兰达警告，并且其放弃权利符合上述标准，那么这种放弃的行为就是有效的。”由此可以得出，最高法院承认被告人享有律师帮助权，但是否认其享有“警察必须告知被告人他的律师想见他”的权利。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沃伦法院将犯罪嫌疑人当作急需帮助的被迫害者，但是伯格法院的绝大多数法官则不愿意过于宽泛的适用米兰达规则。
在首席大法官伯格代表最高法院起草的一份意见中，他指出“有一事实从未有过争议，即在传统的第五修正案中，警方提供的弹幼证据是“强迫或者自愿”取得的并不会影响证据作为弹勃被告人供述的效力。既然被告人曾经向第三人做出过内容不一致的陈述，那么他就不能以对方不能使用交叉询问和质证的方式将这种自相矛盾的证据提交陪审团。这一例外使原本违反了米兰达规则的口供具有“有限的可采性””。虽然这种“有限的可采性”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米兰达规则的根基，但是却在米兰达规则的绝对排除效力上添上了第一个例外，损害了米兰达规则的效力。这也是联邦最高法院逐步走向保守的第一步，也是对米兰达规则限制的开端。伯格法院为米兰达规则非宪法化(至少是降低其宪法地位)奠定了基础。
自伯格之后的几任大法官，都继承了这种保守的司法倾向。尼克松称赞伯格之后的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作为沃伦法院批判者的他能够抑制并扭转沃伦法院不断上涨的自由主义浪潮”。伦奎斯特甚至曾直接表示对于种族隔离政策的认可，“从法律理论来说，种族隔离是正确的”；他也对于联邦政府的自由化浪潮明确表示了鄙夷。受伯格和伦奎斯特的影响，后续的罗伯特首席大法官同样或多或少有着保守派的倾向，也对米兰达规则进行了越来越多的限制。
米兰达规则巩固了律师在场权，遏制了警察在审讯中的不当行为，明确了二次拱墅的违法性以及嫌疑人在审讯时的知情权。对于相比查明真相而言更重视程序正义的美国司法界，尽管受到犯罪率与保守势力的影响，但米兰达规则仍是作为宪法第五修正案不得自证其罪的规范性补充，其在美国司法领域的地位也不可撼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