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权沉默 米兰达规则演变(2)

此时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是沃伦，一名自由派立场的革新者。在他担任首席大法官期间，联邦最高法院扩大了法律平等保护的范围，强化了对言论和新闻自由的保障，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宪法保护等。沃伦法院旨在维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这也是美国历史上联邦最高法院第一次显示出了对弱者、无权无势者以及被边缘化、被讥讽者的关心和支持。米兰达案件成为了米兰达规则的开端，但是在沃伦法院期间，米兰达规则就被多方指责，认为这一规则需要对于犯罪率的上升、司法成本的提高等方面承担责任，甚至在沃伦法院内部对于米兰达案件的表决都是5比4的微弱优势通过的。在这样的压力下，沃伦反而立场坚定地扩大化了米兰达规则的适用范围。
1974年5月26日凌晨4点30分左右，一名巡警逮捕了一名犯罪嫌疑人，因为其涉嫌盗窃一名出租车司机的财物，并且使用猎枪将其杀害。但是当警察逮捕他时，并没有发现杀人的猎枪。警察对嫌疑人进行了米兰达警告，于是嫌疑人要求与自己的律师进行交谈。因此在嫌疑人与律师交谈之前，警察必须停止讯问。警察队长直接指出嫌疑人现在需要和他们一起坐警车先回到警察局，于是安排了三名警察与嫌疑人一起坐上警车。在回警局的路上，两名警察开始了一场对话，其焦点在于那只没有被找到的杀人猎枪。一名警察随即说:“那个杀人现场其实是一所残疾儿童的学校，孩子们经常在那里玩耍，如果他们其中的一人找到了那只猎枪，那后果不堪设想”。另一名警察随即附和说:“是啊，我们应该继续找到这把猎枪，以免孩子们无辜受到伤害。，”听完上述谈话，嫌疑人主动的交代了猎枪藏匿的地点，并且带着警察回到了现场。
警察在现场重新向嫌疑人宣读了米兰达规则，嫌疑人表示自己已经知晓权利并带着警察找到了猎枪，但是嫌疑人指出他只是不希望那里的孩子们受到伤害。随后，警察以谋杀罪起诉了被告人，法院同意将被告人在警车中所作出的陈述以及找到的猎枪作为证据。
在上诉中，罗德岛州最高法院认为警察在警车中的对话只是私人之间的，并未将被告人作为谈话的对象，更不是对被告人的讯问，因此被告人做出的供述是自愿的，并没有违背米兰达规则。最高法院在本案的判决中，确定了除了警察对被告人做出的明确的讯问以外，米兰达规则中的“讯问”还应当包括“讯问的功能等同物”。只要犯罪嫌疑人处于警察的羁押环境之中，通过某些说服技巧，对被告人产生了“潜在的强制性”，有意识的引导被告人做出有罪供述，都被认定为讯问。
米兰达规则的出台虽然保障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利，但是也同时带来了一定的弊端。因为违反米兰达规则而将取得的供述予以排除，将会限制警察的权利并且削减警察对破案的热情，同时将会导致有罪之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正是因为社会的舆论以及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更迭，在沃伦法院向接下来的伯格法院转变之时，米兰达规则也一步步的受到限制。
伯格，是美国第15任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他在任期间，对联邦最高法院进行了各种变革，包括对堕胎，死刑，学校种族隔离问题、黑人权利等争议性问题做出了进步的判决。他以在刑事案件的审理或在自由气氛较为浓厚的法庭上他趋于保守的观点广为人知。此外，他还因为对美国最高法院，特别是上任首席大法官沃伦的批评而闻名，他之所以对沃伦主持的法庭不满，其原因不仅是它的管理体制，还包括法庭在处理涉及新法律方面的案件时所表现出来的主动性。
伯格对于米兰达规则表现出了明确的厌恶。在他担任首席大法官期间，他通过了数个案件确定了米兰达规则的例外。在米兰达案中，最高法院认为“在自愿、明智且明知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可以放弃自己的米兰达权利。”公诉人除非通过“沉重的证明责任”证明犯罪嫌疑人出于上述标准放弃权利，否则不能认定其已经有效的放弃自己的米兰达权利。然而，在伯格法院时期，最高法院则认为:“如果公诉人能够根据全案综合情形，通过优势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已经有效放弃了米兰达权利，则也满足上述证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