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俗小说”叙事简史：从福克纳到昆丁(4)

在摄影机水平平移下，人物开始慵懒地摆动身体，随着音乐的节拍，扭动越来越强烈，但却只局限于部分肢体，似乎兴奋的舞蹈在竭尽全力催促早已被耗尽的身体。当舞者最终陷入失去自我的亢奋扭动时，迷离的眼神和不经意间挑逗的小动作却流露出人物内心莫名的悸动。主人公内在的生命力试图冲破束缚但又找不到形式的两难，被演绎为这段舞蹈中独特的张力。穿梭于每一个镜头切分的播撒与延伸的欲望，在华丽的外衣下展现着生命的荒诞与无奈，这是尼采以降西方文化的母题。
就塔伦蒂诺的个人叙事风格而言，不是每个时刻风格化的模块堆积都会导致福克纳式的抒情高潮，不是所有的啰嗦都能延伸出美丽的瞬间。那些喋喋不休毫无意义的对话有时也会让塔伦蒂诺无从了结，于是他便借鉴了另一种文学范式，这一范式在美国南方文学中尤为历史深远，从爱伦·坡的《红色假面舞会》一直延续到福克纳的《送给艾米丽小姐的一朵玫瑰花》，这就是暴力与血腥的死亡。与作家们所欣赏的神秘而恐怖的哥特式死亡不同，诉诸视觉的塔伦蒂诺喜欢鲜血淋漓而简单快速的死法，这便是许多评论津津乐道的塔伦蒂诺的暴力美学。这种暴力美学与吴宇森和日本暴力电影联系下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常为论者所提及，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从叙事的层面看，形式化、浅表化的无害暴力作为某种文本范式实则是一种深远的文学传统在视觉艺术中的再现，同时它也是服务于塔伦蒂诺的总体叙事框架的结构手段。
对于那些不能带来抒情高潮而又堆积到无以复加的形式模块，暴烈的死亡既是终极了结，也是一种强加的高潮，为整个文本带来了节奏上的突然变化。在《低俗小说》中，叙述常常前半部分非常平静，人物间互不理解的啰嗦对话铺陈着无意义的烦闷。就在整个气氛令人烦不胜烦之际，节奏却突然加速，高潮在没有症状的情况下戛然来临，而且是流血冲突和相继而来的死亡，仿佛唯此才能为这些永远不会有结果的吵闹画上句号。抑或角色、观众甚至导演本人都已对刚才还津津有味咀嚼着的后现代的废话感到恶心，为防止这对话的累积效应导致无意义的深渊真正到来，只好让角色们统统走向模式化的死亡，并且以这死亡过程的血腥和简洁完成对此前的喋喋不休事实上的反讽。
“在懒散的模式中穿插着暴力是南方叙述中值得注意之处，其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哈克贝 利·费恩历险记》，甚至爱伦·坡。”[6] 这是理查德·格雷发现的一种叙事传统。塔伦蒂诺叙事中相同的特征表明，其影片中的暴力美学，既承载了后现代主义时期的文化属性，同时也是传统的叙事范式在新的文学样式中的重复。对于文学范式的重复，理查德·摩兰德在研究福克纳的创新时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福克纳重复使用了一些在内战后美国南方和一战后欧美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模式(结构)，他借用了这些模式，探索它们，了解它们的来源与现状，然后批判性地改造它们，用以补充他本人及其他现代主义者创作思考中的缺失与僵化之处，并将其融入现代主义艺术之中。”[7] 其实对塔伦蒂诺或者戈达尔的创作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严格来说，“模式”实际上就是包含着经典艺术特征的微观形式模块，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和文学史范式”，它在文本关联域中的变形、置换和位移将人类积累的艺术经验传递给后起的文艺形式，从而在新的文类中既变化又重复，这是文艺革新的一条基本途径。
创新，既是嘲笑经典，也是复制经典。
最后，再让我们回到布奇接过金表的一幕，这块表与昆丁的那块一样意味着时间与传统，在此塔伦蒂诺与福克纳同样借用了被割裂的时间将文本引入对时间与权威的思考。只是对于昆丁来说，祖父的话语借助父亲的转述从未走远。时间及其衍生的权威在金表中凝固为一种牢不可破的力量，成为“希望与欲望的陵墓”。昆丁的金表意味着一种强迫的重复性时间，力图将那随着奴隶制一去不返的旧时光加以反复，其意识流中那些对于种族、贞节、乱伦的冥想流露出的正是这种重复性时间的意识。最终他弄坏了金表，而停止时间的愿望却导致了自杀。布奇对表的态度就不同了，曾祖父、祖父、父亲，他都没见过，代表家族历史的金表还是从父亲和上尉的肛门里保存下来的。这个细节本身就是对传统戏谑、颠覆但又有所珍视的隐喻。他后来回去寻找金表的行动，虽然也是对祖辈顽强保存这块表的某种重复，但行动本身是创新性的，科德特认为这既是对亡父的追忆也是对父亲权威的置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