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江陶氏家族的来历(4)

陶澍担任两江总督后，陶㷪正式成为幕僚班子的成员。陶澍在淮北试行票盐改革，当时的一些盐商不敢试水，陶澍就鼓励其幕府人员带头领票行盐。魏源和陶㷪等响应陶澍，积极领票行盐，结果获利数倍。魏源将盐利所得，在扬州修建了别墅“絜园”；陶㷪将盐利所得，在桃江荷塘置田产数百亩。
道光十九年（1839）六月，陶澍病逝于两江总督府，陶㷪组织陶府上下数十人扶榇回安化。
道光二十一年（1841），陶㷪返回金陵，第一次鸦片战争战火已经延及江苏。陶㷪在江都县积极捐资办理地方团练，以防御英国侵略者，江苏大吏将其功劳上报，朝廷“议叙六品职衔、候选州同、例授承德郎”。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陶㷪回到桃江，从桃花江移居荷塘。此时，陶㷪已经成为桃江的富翁，并继续兼任桃花江别墅的“家政”。《族谱》称陶㷪性情和蔼，器量恢弘，热心桃江和安化的公益，在桃江曾“出重赀创捐桃江义渡、金沙罗义路及横口滩救生船”，还建议创立桃市征粮分局，“以便粮户”。陶澍生前与身后对桃江有多项资助，也是由陶㷪联络与协调而促成的。咸丰四年（1854），陶㷪移居高桥槐阴屋场，其年五十四岁，从此雅好导引之术，终日静气趺坐，淡泊世事，终年七十七岁。陶㷪颇通梅山法术，好青乌家言，看地多得“吉壤”，益阳十四里岩子潭墓地，也是他自己相中的。陶㷪的后裔，居住在今高桥镇高桥村和石牛江镇牧山村一带。
关于陶澍的田产，有人说不好解释。认为陶澍是有名的清官，不可能有这么多田产。
我们认为，陶澍在桃花江拥有三万多亩农田，是基本事实，《曾国藩全集》中，有一条关于陶家财富的佐证：咸丰四年（1858），曾国藩在衡阳组建湘军，募捐筹集军饷，文告发了两个月，响应者寥寥，有钱的大户根本不理睬他。曾国藩十分恼火，只得采取勒捐的霸蛮手段，实行强行摊派，并且首先就拿住在长沙的安化陶家开刀，要郭嵩焘向陶家勒捐三万两。曾国藩说：“陶文毅（陶澍）之官囊，岂能掩天下之口？道光十五年仆留京，见其送别敬五万金；二十三年仆在陕西，见蔗翁及尧农等公函托李制军为文毅催取盐务公项银数万金，皆已收到。即此二事，仆窃非之。往时在京，唐镜丈数数举以相诟。今欲一毛不拔，实非人情之平，仆已冷面相加矣。若非三万金，则竟以入奏，京师之人尚有人持平论者，无论足下为我受冤也。”几天后，曾国藩又写信给湖南巡抚骆秉章：“陶家之富，何人不知？
益阳所置之产，每岁收租三万石，以一年之租助饷，亦不伤元气。”曾国藩所指陶家在“益阳所置之产”，也就是桃花江至浮邱山下的田产。按照当时主四佃六、或主三佃七的通行规定，每亩收租八斗，或收一石，或收一石二斗。如果能岁收租谷三万石，陶澍的田产不会少于三万亩。在浮邱山下有个传说，说道光皇帝赐与陶澍五千四百八十石良田。“石”在桃江是个面积单位，一石田折合为六亩二分五厘（民间约称六亩三分）。照此计算，陶澍在浮邱山下有田三万四千五百亩。
对于曾国藩指控陶府每年三万石租谷之事，陶家人并未辩解，胡林翼、左宗棠、陶㷪等也未提出异议。
陶澍在浮邱山下所拥有的土地，南起金柳桥，北至广济桥；东起鸣石滩，西至沙田湾。为他打理农庄的安化宗亲，也都迁徙于田庄之内，或田庄的周边，如沙田湾、井田坊、鸣石滩、金柳桥、小山湾、高桥等地。陶澍专门修建了一条从金柳桥经桃江市横街，到沙田湾的大道，时称“金沙义路”，既是造福乡民的善举，也是便于桃花江别墅到庄园各地的交通。
道光十年（1830）前后，陶澍的桃花江田庄，至少已经拥有了数千亩或上万亩。道光十年，胡林翼居婿乡之桥湾，即金柳桥庄屋，时值家乡益阳泉交河遭受水灾，胡林翼擅自做主将陶澍存放在庄户的五千石租谷，悉数运到益阳救灾。陶澍知道后，不仅没有责备胡林翼，反而觉得这位女婿有胆有识有作为。此事也说明，陶澍当时的田庄，已经规模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