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钱玉岁总编辑之间的过节(4)

那天是周末，同仁们轻松，借着酒聊天说了老钱许多事情。我终于能听得进耳朵、记到进心里了。他们描述老钱在报社每天的工作路线图:早上随意买点早点充饥。到办公室后，先询问当天的发稿情况，看新华社、中新社、国际广播电台的来稿目录。然后将每天要解决的问题写在一张纸条上，按照顺序-一处理，然后就在大厅内东奔西走,大呼小叫,抓这个骂那个，一一落实,搞定一样就打一个勾。骂过回办公室拿“阿诗玛”出来散给人抽。上午看版片面,把政治关、人情稿,签发付印。付印后到工厂制版车间再查一遍，作细节性的修改，直到制成PS版后才回家吃饭。下午上班,途中必到发行部了解当天的零售情兄。看自发来稿，一一筛选,对可用或可参考的稿子作批语。接着开编前会，将第二天的发稿情况理一遍。晚上对未尽之事作一思考规划，并规划第二天的工作安排。
他像一口永不停摆的铜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天天如此。
但也能看到他抹桌子、扫地，跟大伙儿一起扛东西，那个时候就像一个扫地的老头子。报社的老记者都记不清给老钱骂过多少回，老编辑们也弄不清最后见报的标题，哪条是老钱的，哪条是自己的。
 
老钱有一个特点：易忘。他刚刚与你为稿子争吵拍桌子，搞定后他回办公室转一圈，折回身无事似的又跟你讨论刚想到的一个选题，师长般学究气，家长样慈眉善目。临结束要回办公室时，还不忘问你一句：“你今天好象情绪不高啊，是不是昨晚没休息好啊”。跟这样让自己受益、能学到本事的老头子生气，实在是件划不来的事情。
每每听到先我进报社的同仁们讲老钱这些往事时，我都心生羡慕，我只是从钱先生编印的《新闻刊大》上获益，却未能有他们当面被老钱“挨骂”的教育机会，怎么也是件遗憾的事情啊！《新安晚报》有个传统的“新安百花奖”，每年一度由读者投票评选出“最受读者喜欢”的记者、编辑、好新闻、好策划等。我曾连续五届当选为“最受读者喜欢的记者”，还被报社冠之一顶“首席记者”的高帽子。我听老同事说起过，钱玉岁先生很是为我高兴，也为没能到“新安百花奖”颁奖现场有些伤心。
5
我在钱玉岁先生的《我的白皮书》中看到过著名的新闻学专家徐占焜教授的一封信，信是写给他复旦大学同班同学钱玉岁的，信不长，全文如下：
“
玉岁兄：
 
昨天下午，周郁夫打电话来，说老兄体重只有110斤，在人家沙发上坐着就睡着了。我听后很耽心老兄的健康。你虽然没有什么病，精力充沛，但并不强壮，而且现在也不是当‘拼命三郎’的年龄了。总编辑重在策划、指挥、把大关、调动积极性，而不在‘拼命’。你夫人是医生，应多听她的话。‘张而不驰，文、武弗能也。’何况你、我乎?我昨天刚从郑州回京，写了篇《郑州‘打的’记》可供一笑。
 
请向夫人问好！听夫人话，健康长寿！
 
祝健康
弟：占焜
”
钱玉岁先生还是没有完全按照老同学的叮嘱去做，即使退休后依然拼命效力新闻事业，担任《安徽商报》顾问，有一定程度上行使总编辑指挥策划权力，将一张新生报纸办得有声有色。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亲自执笔写过一则短文《见教于傅强》，发表在2001年元月20日《安徽商报》上。在报上公开点名批评一名在职警官，在安徽新闻史上是空前的，在全国也不多见。当时傅强任职的单位新闻实行统一发布，记者们在一些突发事件采访中感到受制太多。这篇文章缘起傅强那次动手夺走了商报记者的相机和证件，既没说明理由，又没出具暂扣物品凭据。钱玉岁先生《见教于傅强》开篇即为：
“
做了多年的新闻，有眼不识傅强，据说此人怪‘横’的，今天我倒是要摸摸他的‘老虎屁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