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钱玉岁总编辑之间的过节(3)

”
 
 
又两年，报社再招记者。这次不考试，带自己发表的新闻作品与钱玉岁总编辑直接谈话，决定取舍。我按报纸上公布的电话给钱先生打电话，钱先生很客气地说：“我知道你，你过来谈谈吧”。我犹豫了，因为当时我所在的单位正在分配住房，能在省城拥有自己的一套住宅是农家出来的孩子很大的一个梦想。再者，当时《中国石油报》催促几次要调我去当记者。犹豫间，我既没去见钱先生，也没给他打一个电话。此次特招进报社的一批记者有高校教师、单位宣传部、财务科负责人，报社更加兵强马壮。我的房子有了着落，我当记者的愿望更强烈了。有一天，我送稿子去报社跟早已熟识的编辑记者们聊天，他们鼓动我直接去找钱先生。江海波副总编也指指钱总办公室说：“你直接去找老钱。”我在钱先生门口报告，他埋首看稿子就是不让我进门。伫足不知有多长时间，他丢出一句话“叫你来时，你去哪了？
不是真的热爱新闻嘛。”
 
 
那天，我垂头丧气离开报社，心里很气这个古板的老头子，也憋着一口气：纵使这辈子与记者无缘，但是我还有采写新闻的权利。于是，我更加疯狂的跑新闻。毒辣辣的烈日中午，我骑辆加重自行车，后座架子驮着照相机，前面框子装几瓶自来水，大街小巷跑新闻。遇到突发事件，抢上前参加救助，抓拍现场图片，了解情况。事情处置结束了，我的新闻也有了。自行车框子里的瓶装水不是用来喝的，而是感觉头顶上要冒烟了拧开瓶盖浇水熄火， 我不能热倒在马路上，成为另一起突发新闻的主角啊。大雪飘荡的寒夜里，我在暗房冲洗出现场照片回家，路上结冰很厚，我已没有力气骑车，便推着车孤独地走回住处，胡乱搞点吃的，伏案写文章，直到天明，收拾好文章、配上图片，又骑车挨家报社送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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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玉岁先生退休时，我已过了当时报社进人的最大年龄限制了，心里有些记恨这个老夫子。
后来省城另一家有着近五十年办报历史的报社公开招考记者，一位叫丁梦林的负责人多次亲自打电话找我，尽管我没有去考试，他仍然说只要我同意他就把我作为第一名公布出来。我的老朋友吴国辉当时已是《新安晚报》编辑，他获此消息后，与报社李今枚、顾群、戎毓明、项宗友、王勤益、汪清波、汪俊等差不多全体老编辑们结伴找到报社领导，称如果放何显玉到竞争对手报社去，他将成为我们报社的头号杀手。当天，报社领导班子开会研究，专门给日报社党组打了份特别报告，申请破格调我进晚报做记者。日报社党组领导疑惑地问：“何显玉不早就是报社记者了吗？我看过他写过那么多好新闻。”
 
我如愿以偿圆了记者的梦，可我还是有些记恨钱玉岁先生。我进报社后，他已去商报当顾问了。经常听同事们讲有关他的诸多事情，特别是讨论新闻选题、给新闻起标题争论不休时，总会有人讲“钱总要在时，准会……”有个叫吴秀青的硕士女记者写了篇《钱总其人》文章发表在别的刊物上，别人都夸写得好，把钱总写得跃然纸上，严厉中可亲可爱。我匆匆扫了一眼文章，不以为然。有一次，我获得“五四青年奖章”，老编辑们起哄说搬块大金牌回来要请客的。我便在报社边上的“红灯笼”酒店请大伙儿喝酒，他们谈到一编辑有一次与钱玉岁总编辑为稿子的事情，两人在走廊上大吵，性格刚烈的编辑气得上前揪了钱先生的衣领子。我一向尊重如兄长般的他，这次我借着酒劲说话了：“老哥，你这就做得不对了，钱总毕竟年长，你怎么能跟他动手？”老哥一下从座位上跳起来，指着一桌同事说：
“他们都是坏人，你问问这里哪一个没被老钱当面骂过？哪个没跟老钱吵过？我那天站起来跟老钱为稿子的事争吵，吵的时间长了，老钱站不住晃荡要倒的样子。我怕他跌倒，伸手扶他，竟被这些坏人说成是揪他。”众人皆笑，“老哥，我们说着玩的”。老哥转怒为笑，“就是嘛，老钱回办公室随后就送‘阿诗玛’给我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