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比电影残酷多了

评价《归来》之前，我想先从另一部电影说起。倘若不是经历这件事，也许我对张艺谋的电影会有不太一样的看法，或者秉持一个较低的衡量标准。
2008年，谢晋导演去世，不少城市都举办了回顾展，我得以在大银幕上观看了“反思三部曲”(《牧马人》、《天云山传奇》、《芙蓉镇》)。这其中，以《天云山传奇》的观影经历最为难忘。难忘的原因倒不是因为我看哭了，实际上，一旦涉及到对电影的严肃评价，那么，眼泪是绝对廉价的一种存在。因此，我对《归来》前期的泪雨宣传实在是不以为然。

放映时，不知道是拷贝老化还是敏感词过滤，反正中途突然断片。一个老者突然站起来，大声斥喝着要退场。他说，他是一名还没平反的老右派，《天云山传奇》就应该年年放、天天放。他今天特地来看，不想如此扫兴。老者言辞激烈，场内其他中老年观众把他劝下，这时放映又好了。
放映结束后，这名老者依然情绪激动，边说边哭。他说，右派有55万，儿子去世都没能看上一眼，共产党亏欠了太多……周围人听得心酸不已，纷纷上去安慰他。
关于那些被拭去的眼泪，我更愿意相信，老者的眼泪不仅仅是为电影，而是为了那些被摧残的生命——包括他自己。那一声声绝望的呼吁，令我想起了《华丽的假期》里的一幕：主人公在无人的街上大声喊着，请不要忘记我们。这部韩国电影浪费了一个好题材，却不妨碍我记住这一场景。
请不要忘记我们。
这大概是对《归来》的最高评价，不需要眼泪决堤，不需要道德绑架。
2013年中国导演协会表彰大会，冯小刚态度鲜明地表达了对审查的异议和不满，希望有关部门能放开一些题材禁区，矛头直指文革。2014年四月，奥利弗·斯通口不择言，称应该拍摄文革，戳破了中国电影蒸蒸日上的真实谎言。这一年间，张艺谋迅速拍摄了一部涉及文革题材的电影，名为“归来”。
《活着》时，福贵的悲惨命运到文革处戛然而止。《我的父亲母亲》，文革背景隐隐绰绰，朦胧难懂。而到了《归来》，文革依然只是一个电影的开场序幕。如果对比三十年前的谢晋，那么，在反映文革题材的尖锐程度上，中国电影不仅毫无进步，而且还有退步之嫌。
有人说，谢晋模式的糟糕在于道德感化，在于把天大之仇变成了个人恩怨。那么，《归来》的毛病就更加明显了，它把反右和文革的伤痛变成了两个人的苦难，三口之家的生活琐事。观众从中只能体味无助的悲苦，发出无力的喟叹，就像那把出不了手的勺子，立意上未免流俗。电影当然可以拍成悲剧，然而，悲剧也有高下之分，更有力量的差异。只是在现阶段，张艺谋和中国电影都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当电影直接舍弃了陆焉识和冯婉瑜的人生跨度和情感铺垫，《归来》的重头戏变成了传统的室内家庭剧，一幕接一幕，与造成沉痛创伤的时代毫无干系。相比真正的电视剧，它显然来得紧凑、黑色和戏剧。可是，这等级别的玩意，根本不需要张艺谋出手，冯小刚足以胜任。
对我而言，《归来》真正能看的部分大概就是文革序幕，因为先于陆焉识的个人遭遇和家庭悲剧，我已经自动脑补了无数惨绝人寰的故事。那些故事完全不需要借助影像，只需白纸黑字几行，足以让人哑口无言。与这些故事相比，《归来》试图引出文革记忆的努力，变成了闯关失败的游戏。我当然也记得结尾的铁栏，文革的受害者永远被锁在了记忆的深处。可是，我想看到的不是笼中的陆焉识和冯婉瑜，而是笼中的中国人，被记忆所流放，被自我所驱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