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念您了。不见面的时候，希望您好好生活，照顾好自己。

屈指算来，也有七八年没有见到高姨了。上一次见面，我还在城里，她的先生还活着在。我过长江到江南山里生活后，她唯一一次联系我，是两年前的夏天，她先生刚刚过世。她给我来信，希望我能给他相濡以沫一辈子的先生写一篇文章。那时疫情正紧，连她在外地的女儿也回不来送别先生。
我认识高姨之前，先认识她先生的。那时候，我在报社做记者，“很有名”。有一天，一个杵着拐杖的老者找到报社，指名道姓要见我。我认真听了他的诉求，然后问了些细节。他依旧大声说着自己的话，对我的提问丝毫不作答。有认识老者的同事笑了，说：“老先生耳聋，你用笔写出来给他看。”我们俩就这么“聊”了起来。

事后，同事惊诧地问我知不知道他是谁？我说才知道他叫龚艺岚，不知道他是干嘛的。“他是合肥四大家族龚家大少爷，逍遥津以前都是他家的。”我曾写过合肥解放之初，接管城市的解放军对逍遥津是栽水稻，还是留作花园有过争论，后决定留作花园，让劳动人民也享受美好。我查过合肥县志，发现同事他真没撒谎。只是没有把逍遥津与眼前这个耳聋老者联系到一起。他家花园充作劳动人民乐园时，年仅17岁的他指挥万人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庆祝合肥解放。自幼受到良好教育的他，音乐、美术天赋异禀，小礼帽、吊带裤，一副大户人家少爷的派头。
许多年后，我涉足书画艺术圈时，方知道龚艺岚先生是安徽书画艺术界无法绕过的一座山，许多后来艺术很有成就的人都曾受过他的教导与恩泽，人称“画坛师父”。
龚先生那时已年过八旬，他心心念念要编辑出版一部画册，我时常帮他做点搜集资料的事情。先生耳朵聋，我每次去他家与他大声说话，辅之于写字，“聊”得忘了吃饭，不知天黑。每次都是高姨来提醒他：该让小何走了。临出门时，先生总是抓着我的手，送到小区外。我走出很远了，他还伫立路边。
那段日子，龚先生一直纠结在他画册前的自序中要不要写进高姨的祖父，高姨多次劝他不要再纠结这件事情了，也不必写进文章里带人家为难。我曾翻阅过他几十年间为高姨祖父写的诉状厚以尺计，每每议起仍然愤愤不平。龚艺岚到浙江美院读书时，别人学绘画ABCD，他已是很有名气的画家了，担任班长。后来，浙江美院低年级同学曾将1958年首届中国画系毕业班的班长龚艺岚和刘文西、李山并称“浙美三杰”，当成学习楷模。我在高姨家曾看到潘天寿院长临别时赠龚老的一幅《雨打芭蕉》画。龚老说，“潘院长专门给我画了一幅水仙花画，我说喜欢你的芭蕉。潘天寿盯着我看了会，收回了水仙画。过几天，他喊我到自己家去送了这幅《雨打芭蕉》。”
刘文西、李山后来都成为名冠全国的大画家，龚老仍在一地甘为人梯，有人为之惋惜。高姨说，“幸亏他四十多岁时打针把耳朵打聋了，不然，以他的性格路见不平一声吼，可能早就死了。”高姨说的也是实情。
龚老女儿梅梓回国时，我曾请龚老、高姨与梅子到我爱人的厂区吃过饭。龚老画册出版后，我爱人出资为他举办画册出版发行暨艺术研讨会。那天来了百余人，省城画界知名人士差不多都到场了。我主持了那天的座谈会，目睹那些白发老者在发言时恭恭敬敬向龚老躹躬，称没有龚老当年的帮助与教育，就没有自己的今天。
高姨去过我爱人的厂区几次，约略了解厂里当时的艰难处境。她以自身的经历开导我爱人：人生犹如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富贵多只是一时的生活，也只是人生中的一种经历和体验。不迷恋富贵，不为名利所束缚，追求内心的真实和平静，才能从容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