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舞

我喜欢看跳舞，是小时候跟着大人进舞厅开始的，那会儿懵懂，如同雾里看花。
母亲那时候在一号桥附近的科技情报所工作，那里有一座原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的礼堂，正面的顶部是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贺龙题写的“礼堂”二字。
礼堂楼上有一个舞厅，我记忆中舞厅的装饰非常漂亮，偌大的空间没有柱子很是宽敞，造型各异的吊灯、壁灯将木地板映射得亮晃晃的，都能映出人的样子来。
六十年代初，经历了自然灾害的人们，身材都挺好。

每到星期六的晚上，大人们神采奕奕衣着光鲜，朝着舞厅涌去。
母亲不会跳舞，她去舞厅是找人聊天。而我的表姐和表姐夫喜欢跳舞，总是在周六的傍晚远远地从马家堡赶来，有时顾不上吃饭，就忙着进舞厅。
每当这个时候，牵着表姐的手走进舞厅是我最开心的，看大人们翩翩起舞，我总喜欢随着旋绕的裙裾转动，看锃亮的高跟鞋在打过蜡的的地板上轻盈地滑行，听鞋跟敲击地面的“嘚嘚”声响。
有时表姐和表姐夫也会带着我随舞曲转圈，我的心都快飞起来了，期盼哪一天自己也长大长高，也像大人们一样，可以穿漂亮的衣裙，随着音乐踏出优美的舞步。
我上小学了，又矮又瘦小，但人小心重，打心眼里羡慕那些受老师赏识的同学，远远地望着他们去音乐老师那里唱歌跳舞、排练节目，做梦都想自己也能够登台表演。
再后来，文革的席卷，喜欢热闹的母亲随串联大军北上京城。那个时候，父亲正在接受人民群众的批判，自顾不暇。因而我和哥哥就借住在表姐家。
记得那是1967年初，寒冬阴冷潮湿，我从来都没有感觉暖和过。
终于，在母亲串联回到家的第二天，我生病了，全身关节僵直动弹不得疼痛难忍，连床都爬不上去。
情报所隔壁的中医院，一位胸前挂着大牌子的医生诊断我得了急性风湿性关节炎，这个病的凶险在于，如若治疗不及时，控制得不好，很容易患上风湿性心脏病。
那时候，部队的医院没有受到文革的冲击，多亏了在部队工作的表姐夫，在他的安排下，我住进了大坪的一所军医院。
康复出院了，本以为恶梦醒来是早晨，却不料这只是开始。为避免复发而患上风心病，必须卧床一年，而且15岁前不能参加任何活动，成了当时9岁多的我沉重的背负。
一年多后，我恢复得还可以，那会儿刚好学校复课闹革命，我在母亲的严格管理下回到了学校，但除了眼馋同学们载歌载舞，又添了不能上体育课的苦恼。
在读小学高年级的时候，表姐夫说，部队在招低龄的文艺兵，我可以去试试。母亲听说要目测家长，不知怎么就不愿意了。
但母亲是用我的身体不适合蹦蹦跳跳为理由的。
多年以后，一次偶然，母亲知道了那个目测不是考察家长的文艺细胞，又适逢我待业在家，工作没有着落，有些后悔说当初真该让我去试试。
那是我与文艺，极有可能是与专业舞蹈近距离的一次插肩而过。其实本没有开始，就无所谓念想，只是在看电影《芳华》的时候心里有那么差了半拍似的一咯噔。
尽管母亲管得严，但那个时候遍地的宣传队，加上快小学毕业了，我就与母亲斗智斗勇，躲在外面跳舞。
一次，同学洋子的母亲单位组织了一台节目，洋子邀我们几个同学去跳了一个藏族舞，记得是在市人民大礼堂演出的，我第一次参加正式表演，还登上了这么高级的舞台。
那时候，我们都很能干，舞蹈是自己编的，道具也是自己制作的。
用针线把彩色的皱纹纸串成头花，在白衬衣的袖子上缝上纱巾当水袖，套上各自妈妈的黑色长丝裙配上自己的毛背心，将各种颜色的油光纸裁成条，岔着颜色用浆糊粘在毛巾上，然后用绳子扎在腰间当围裙，脚穿雨靴，从头到脚有些模样的藏族服就大功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