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上亿年薪的博士实际已失业一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3)

“从我的知识储备上来说，我是非常难理解（他）的，你要怎么实现？现在有关量子的研究需要非常精密的实验条件，原理上听起来似乎可行，但运用到实际中，挑战是极其巨大的。”专业相关性弱，接不上话，后来刘本良再跟他提起，“也就只能听一听”。
刘本良那时已经完全脱离学术圈了。他恐惧发论文，博士毕业后再没有发表过，“写论文得追求形式，不然别人把你批得体无完肤”“没形成体系前我不太愿意写论文。”
他几乎没有什么朋友，但没关系，在科学研究的世界他不会觉得孤独，那里有爱因斯坦，有卡文迪许和麦克斯韦。
现实中仅有的同伴是一些“民间科学家们”。当研究陷入死胡同，迷茫到了极点，刘本良开始“上网瞎看”，加入一些能源研究的QQ群寻找启发。在那里，他发现了很多“同道中人”——边修空调边研究电路的小伙子；沉迷电磁学研究的银行职员；在家里摆满机械车床的税务工作者……他们通常没怎么接受过正规的科学训练，但都试图一举做出重大的科学发现。刘本良在群里和他们聊得火热，一会琢磨怎么“把银子变金子”，一会又讨论UFO，当他发现一本由网友自行搜集、并用谷歌翻译而成的“世界民间科学技术和发明”手册时，兴奋极了，厚厚一本特地打印出来，找到博士同学分享，没成想被泼了一盆冷水：“你现在怎么搞伪科学了？”对方拉黑了他。
说完这段“走火入魔”的经历，刘本良马上又补充说，自己很快回到了科学的轨道。触发点是他发现他人装置的破绽。几场拉锯战后，意识到自己和这些人的区别——群内大部分人都把爱因斯坦当敌人，多年的科学训练让他相信，爱因斯坦是朋友。
他的目标就是要站在伟大人物们的肩膀上，发现新的物理学定律。在他看来，伟大的科技都是预言家对社会影响的结果。100多年前，特斯拉发明交流电电动机，让经济高效地远距离传输电能成为可能。如今，他也想找到新出路，“量子运动可以持续对外输出能量”是他给出的预言，他相信这会颠覆世界。
“我不排斥别人说我是民科，我的确会用民科的方法去研究”，刘本良如今说。相比“民科”的称呼，他更习惯称自己为“科学界的变异分子”，“我觉得社会应该允许异类的存在，可能会有失败的变异，但变异（次数）多了，其中就会有好的变异。”
和大科学家站在一起
这么多年，刘本良一直在渴望追寻伟大。但在故事的最初，他其实是极度自卑的一个人，尽管这一点被他深深隐藏，很少有人注意到。
马仁殿回忆，大学时代刘本良就喜欢聊“大问题”，“学科啊、热点新闻啊，他什么事都要见底儿，动不动就从历史的角度、哲学的角度分析合理性，上高度、上价值”，马仁殿形容那时他给人的印象，“木悠悠的，大家都不愿意接他话茬儿。”
刘本良也知道自己的“格格不入”。那是20年前了，他刚从日照农村考上山东大学时就发现，自己一口方言，总跟同学“交流不到一块儿”，没有朋友，经常自我怀疑，“感觉自己是不是哪错了，是不是精神异常？”
他因此感到自卑，也强烈刺激着他做出一些改变。不落下一场聚会，集体合影时露出“人见人爱的表情”，篮球赛之后跟着吹嘘团队协作的利好。
只有学业让他引起过注意。本科同学四年，马仁殿对刘本良一直没什么印象，“籍籍无名的”。直到大学最后一年，刚巧和刘本良前后桌，问完数学题才发现，“欸，这人脑子挺好使”。
刘本良也向我回忆了大学里的许多表现。研究小组讨论一篇博士论文，他用十几分钟就指出了对方的创新点；本科毕业设计，他研究并描述了液态金融结构的一种新变量，再一次得到老师的夸奖。
学业成了他摆脱自卑的底气。刘本良在意这过程中的每一个回响，比如老师当年看向自己的眼神，他描述是“欣赏的”；最让他受鼓舞的是，材料系老师秦敬玉在他毕业后还不忘鼓励：“你应该多搞一些科研，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学生”。这句话刘本良记了很多年，给了他信心：要做一些特别的事情。他打算继续做科研，而且要去“研究材料最牛逼，设备最高级的地方”。